刚正不阿
万历十七年(公元1589)，28岁的袁可立考中进士后即被授职苏州府推官。就财政税收而言，苏州是当时天下第一大府，推官虽说只是正七品，却担负“理刑名，赞计典”的重责，除主管刑狱、审理案件之外，还参与对辖区官吏每3年一次的政绩考核。
苏州“府吏胥徒之属善阴阳，上官百相欺骗”(董其昌语)，要对付这些老奸巨猾的属吏，对初涉官场的袁可立来说并不容易。
所谓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，袁可立没被眼前的困难吓倒。那些奸猾的胥吏以为袁可立年少可欺，便有意刁难他，将堆积如山的案牍抱到他面前，等着看他的难堪。没想到袁可立拎起笔来，“片言立决，如风扫箨，爰书无只字出入”。那些人看得目瞪口呆，自此之后再也不敢放肆。在任职推官期间，袁可立平反了大量冤案，深得百姓好评。
当时，主政苏州的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应天巡抚李涞，一个是苏州知府石昆玉。万历十九年(公元1591)，李涞和石昆玉之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冲突。以廉直著称的石昆玉因整治地方豪强而触怒李涞，李涞反诬石昆玉有罪，上章弹劾并将石昆玉逮捕入狱。慑于李涞的权势，没人敢站出来为石昆玉说话。
对于李涞和石昆玉孰是孰非，袁可立早就辨得一清二楚。他正气凛然地表示：“吾自任之!吾奈何以上台故诬贤太守。”他亲自担任主审官，按状依法为石昆玉洗冤。以七品之卑斗翻四品之尊，袁可立的不畏权势和正直气节，不仅使他声名远扬，还让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“推官”楷模。
如果说在石、李案上体现出的是袁可立的正义果敢，那么，万历二十二年(公元1594)在处置浙江董氏家族事件上，则突显了袁可立的善断能谋。
董氏家族的领头人董份曾任嘉靖朝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，为人贪险，在官攀附权贵，居乡横行不法。他退职回浙江乌程老家后，广占田地，蓄积财货。袁可立做了两件事，一是“博收讼牒下各县以杀其势”，即把百姓揭发董家的诉状分发各县审理，表明官方“不私袒护”的态度，遏制事态进一步发展。在查实董家侵占民田的事实后，责其退还。二是对百姓一方参与施暴闹事的为首者“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”，其余均不予追究。这桩在外人眼里“难之又难”的棘手案件，袁可立却“一指顾间而变定”，充分显现了他杰出的才能。
犯颜敢谏
因政绩突出，经吏部选拔，万历二十二年，袁可立晋升都察院山西道监察御史。离苏之日，苏州百姓箪酒相留，哭送百里不绝。
明朝的太监仰仗宫廷背景作威作福，草菅人命的事时有发生。袁可立在巡视北京西城时，恰巧就遇上一桩太监杀人的事件。袁可立没有屈服于此人背后的势力，立即将其逮捕法办，并将罪状钤章张榜公布。一时请托者有之，阻拦者有之，一些同僚劝袁可立：“此弄臣，奈何窘之?”袁可立不为所动，愤然答道：“吾知有三尺，何知弄臣!”“杀人者抵，吾知为朝廷守法而已。”由此，一些人对袁可立恨得咬牙切齿。
其实，对于袁可立来说，别说是太监，就是皇帝有了过失，他也敢毫不畏惧地进言。万历皇帝抛出“卖直沽名”的幌子钳制正直官员的进谏。一心为公的袁可立将己身安危置之度外，抗疏直批万历皇帝：“近年以来，议论繁多，言词激切，致干圣怒，废斥者不止百十余人，概目为卖直沽名。”继而为皇帝眼中的“卖直沽名”正名：“夫卖直者退，则不直者进;沽名者斥，则毁名者庸。朝有不直、毁名之臣，则民生休戚、人品邪正，谁复为国家昌言乎?”袁可立的奏疏呈上之后，万历皇帝给予他的却是“夺俸一年”的惩戒。
万历二十三年(公元1595)九月，祭祀历朝皇帝的北京景德门遭雷震，袁可立借机再上谏言，劝皇帝“亲郊祀，勤朝讲，批章奏，录遗贤，明赏罚，化朋党。”万历皇帝不但不理睬，反加深了对他的坏印象。后由于激言参与营救受廷杖责罚的同僚，袁可立触怒当朝权臣，被连降3级调外任职。万历二十四年，35岁的袁可立被削职为民，自此沉冤长达26年，终万历一朝不被起用，史称“震门之冤”。
崇祯六年(公元1633)袁可立去世后，崇祯朝首辅孔贞运惋惜地指出“使天假数年，则公将奋谋决策”，必能“以抒我皇上东顾之忧”，此番评语对于廉直公方、扶危定倾、功勋卓著的袁可立来说颇为贴切。
辛曼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