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古之遗直”是孔子对晋国叔向的评价，见于《左传·昭公十四年》。孔子列举了叔向的3件事，称他“三言而除三恶，加三利”。
立身廉直
叔向是春秋时期晋国著名的政治家，复姓羊舌，名肸，字叔向，食邑在杨（今山西洪洞），故又称杨肸。叔向博学多才，善于辞令，常参与重要的政治与外交活动。他品行正直，尽忠辅国，倡导清廉为官，以民为本，崇尚礼治和德治，不仅在晋国有很高的威望，而且声名远播各国，与郑国的子产、齐国的晏婴齐名，是当时著名的智者。
叔向生活的春秋后期，晋国公室日趋衰微，卿大夫的势力崛起，韩、赵、魏、栾、范等世族相互倾轧，羊舌氏家族也被卷入其中。公元前552年，范宣子驱逐栾盈，叔向的弟弟羊舌虎是栾盈的同党，叔向因此遭牵连，被囚禁起来。后来，祁奚向范宣子进言，称叔向“谋而鲜过，惠训不倦”，是晋国难得的人才，这才使叔向获释。这些经历使他认识到权力和财富都是靠不住的，最重要的是个人的修养和品行，因此他更加注重廉洁自律。
公元前537年，韩宣子送晋女去楚国成亲，叔向作为副手随行。路过郑国，郑国的大夫子皮、子太叔慰劳他们，子太叔告诫叔向，楚王奢侈狂妄，要小心一些。叔向则不以为然，认为只要做好自己该做的，谨守礼数，不给人留下把柄，楚王又能把他怎么样呢？
到楚国后，楚王果然想要趁机羞辱晋国使团一番，但其大夫薳启疆则认为，晋国对楚国并没有失礼，而且晋国人才济济，韩宣子、叔向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是晋国的脊梁，如果真把他们惹怒了，晋国举全国之力讨伐楚国，那楚国可就危险了。楚王这才作罢，而是以非常隆重的礼节接待了他们。
贺贫重德
清代广为流行的古文选本《古文观止》的第三卷有一篇《叔向贺贫》，是从《国语》中摘选的。人人皆欲与贫远离，何以叔向反而贺贫呢？
有一天，叔向去见晋国的正卿韩宣子，韩宣子正在为自己贫困而发愁，叔向却向他表示祝贺。叔向举了栾氏和郤氏兴衰的两个实例，向韩宣子说明德行比财富更加重要。从前，栾武子的田地不足一百顷，他家里穷到连祭祀的器具都备不齐全，可是他遵守礼制法度，闻名于诸侯。各诸侯国都乐意与他交往，因此使晋国安定下来，他也确保了自己和家族没有遭遇灾难。
还有郤昭子，他的财产超过晋国公室的一半，他家族的人口也抵得上晋国三军的一半。他倚仗自己的财产和荣宠，过着极其奢侈、为所欲为的生活，最后的结局是身死族灭。
叔向最后对韩宣子说：“现在您差不多和栾武子一样清贫，我认为您能够继承他的德行，所以向您表示祝贺，如果您考虑的不是如何建立德行，而只为财产不足而发愁，那我表示哀怜还来不及，哪还会来祝贺呢？”韩宣子听了这番话恍然大悟，诚恳道谢：“幸亏有你提醒，不然我差不多要走向灭亡了。不但我本人受了你的教诲，我的族人也要感激你的恩德。”
叔向的这番话通过正反两方面的例子，说明了培养德行、谨守法度对于为官者来说是多么重要。
《诗经》说：“无言不雠，无德不报。”中国人相信，修德有修德的福报，为恶有为恶的后果。自己贪图一时痛快，失德为恶，往往会给家人乃至子孙后代带来伤害，故事中的郤昭子就是明显的例子。
公正决狱
晋国两个身世显赫的贵族邢侯、雍子的封地毗邻，因为边界上一块土地的归属问题起了争执，闹得不可开交。当时晋国司法长官士景伯正好出使楚国，不在国内，而由叔向的弟弟羊舌鲋（字叔鱼）暂时摄理这一官职。当时的执政韩宣子便将这个案子交给叔鱼处理。其实这件事错在雍子，如果秉公处理，肯定要处罚雍子。雍子得知这一消息后，为了笼络叔鱼，把女儿嫁给了叔鱼。于是，叔鱼在断案时公然包庇凶手，判决邢侯有罪。邢侯不服，一怒之下竟加害叔鱼和雍子。
韩宣子头疼不已，只好去问叔向这件事该怎么处理。本以为叔向会偏袒其弟，没想到他却表示3个人都有罪。接着，叔向分析了3个人各自的罪行，雍子明知自己有错，却试图笼络叔鱼以掩盖自己的罪过，这是“昏”；叔鱼接受贿赂而无视法律的严肃性，决狱不公，这是“墨”；刑侯毫无顾忌地擅自杀人，这是“贼”。按《夏书》上说的，凡是犯了昏、墨、贼罪的，都应当处死。韩宣子接受了他的建议。
叔向坚守道义、大义灭亲之举，获得了孔子的高度赞赏，称其为“古之遗直”。叔向的事迹告诫我们，一个人的修养和品行才是立身之基，所有的权力和财富都是建立于这一基础之上的，这个基础不牢固、不稳定，其他一切都可能在瞬间化为泡影。
曹景年
